1929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一）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9年1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就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

  当时的情况，迫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原计划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2月中旬，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在赣南闽西的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1929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带来了彷徨和困惑，从而也引起许多内部矛盾和争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成为这一时期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走出井冈山的红四军，于3月中旬夺取了闽西长汀县城。此地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比较发达。红四军首次进入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随后，红四军又相继攻占龙岩、永定县城，部队也由下井冈山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泽东并未忽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曾尖锐地指出军队人员构成上存在的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时，其成分就比较复杂，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军阀，一部分来自工人，多数则来自农民。因此，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起义开始，都在逐步对军队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前，便在三湾进行改编，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还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部队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

  而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人还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

  红四军中一部分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不赞成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经常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二）

红四军政治部旧址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红四军司令部旧址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 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来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高度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此后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来源于这个决议。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一年我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